在某种意义上，保守性是宪法制度、宪法秩序、宪法理论、包括宪法学者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已经建构的制度更加具有生命力。
依据《物权法》第128条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具体期限通过流转合同确定。四是从立法论看，将来修法若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抵押权实现时，基于不同的立法选择，或者产生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变动(即不分离出新的土地经营权)，或者分离出债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
同前注[7]，温世扬、吴昊文。[10]参见单平基：《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的解决路径》，《法学》2016年第9期。其中，出租、转包、入股等流转形式生成的土地经营权具有债权性质，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由于此种行为尚未构成对原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违反，没有侵犯到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后者也无权向土地经营权人主张侵权责任。农户有权自主组织经营活动，只要不改变农业用途，任何人都不得以所谓规模经营特色经营一县一品一乡一品等名义予以强制干涉。
[22]实际上，实践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作调整，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做法，虽旨在稳定农户的承包经营预期及克服土地细碎化弊端，但作为对整个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根本改革，[23]在有些地区并未得到农户的普遍认同。[60]同前注[34]，田山辉明书，第9页。通过司法性的裁判权，通过法律职业性群体构筑的法学/法律的高度专业性、专门性，从而在政治和法律之间，树立起森严的闸门。
而在进入到184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期之后，民族概念的保守性与民主概念的激进性之间产生了历史分叉，沿着各国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不同认识，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决断，进而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宪法道路。因此，宪法政治绝不只是把一些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口号、把一些有关基本权利和政权结构的制度安排，用法条形式修正添加于宪法文本的问题。一、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Westphalian Duo）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近代法律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的秩序架构。而在国际层面，通过建立国际均势理想，经由国际法条约体制的完善，从而试图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构建起国际法治理性的基础。
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人民意志和革命暴力的驯服，以弥合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法治正义之间的距离，应对人民主权/人权、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之间的多重冲突。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锻造的主权概念，则打破了这一点。
霍布斯的新难题——主权与正义的冲突——其实也正是君主理性国家时代（包括革命理性国家时代）面临的基本难题。在传统国家宪法的框架内，始终面临这样一种凯尔森式的基础宪法的追溯悖论。在中世纪时期，必须通过神法、自然法、人法这样的阶序结构来安排法律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时期，则需要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通过例如法治/革命、自由/必然性这一系列的二元辩证法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再生产。但是，这一难题在霍布斯那里始终并未获得完全解决，因为国家利维坦也可以转身吞噬法律正义。
通过主权国家宪法化的形式，吸收法治与革命的张力，将革命因素吸纳到主权国家法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成为了贯彻政治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治理，实际主要都是围绕裁判权而展开。因为，在宪法理性国家的法律实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运动的背后，也即在这种法律和政治新型联姻关系的背后，更应注意到，这是新的政治与法律系统各自运作分化之后的成果。
现代宪法理性国家重新恢复了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念：即认为宪法的功能就是要把政治运行在法律的框架之中。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意义上，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实际已经无需再安置一个随时干预的主权者。
二、民族国家宪法危机与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来临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一期（1918—1945年），以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体系开始第一次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冷战格局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均衡体系，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形态，而世界体系的阵营划分，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出现，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范式。
通过宪法机制的安排，既可以实现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克服法律与政治单独运作的内在难题（并且，又是再次建立在对法律与政治系统运作严格区分的架构基础之上）。因此，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最初建立的主权国家体系，也并没有对传统的政治与法律分化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冲击。法治与革命的一体两面性，法治和革命经由主权国家的内在制度性整合，第一次被意识形态的左右阵营划分方式撕裂了。宪法机制本身，其天然就具有超逸出民族国家疆界的本能。宪法机制既解决了法律正义起而对抗政治和平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再需要通过法律与政治合二为一的霍布斯方式作为其保障。19世纪之后，整个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转，开始借助组织化的政党机制，经由政党组织所引导的议会立法，经由各级行政官僚组织的体系运转，来贯彻各种政策性目标。
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实际要一直等到法治理性国家时代的到来——也即现代宪法的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期，还产生了一个与民族同样重要且暧昧的概念：即民主。
由此，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史命题：为什么17世纪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开始试图将政治与法律结合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每一位近代西方思想家处理抵抗权的问题时都面临过。只有现代宪法机制，才真正解决了近代社会的正义与和平、主权和正义的两难问题。
其中以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为典型代表。马克思对国家概念的激烈批判，则进一步撬动了近代国家与法律概念之间近乎自然化的内在关系，而立宪国家的概念也受到了空前冲击。
民族国家作为传统的政治与法律系统的结合体，其塑造和规范世界秩序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其内在逻辑是：在寻找正义基础的过程中，法律也可能摧毁它的前提条件，亦即和平。而从根本来看，面对世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也只有通过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进行转化、转移和展开的超国家宪法机制，才能为高度复杂化、决策和风险都在倍增、系统功能高度分化，并不断逸出民族国家控制范围的全球社会，提供真正具有适应能力与回应能力的机制。立宪国家概念的动摇，正是通过冷战阵营不同国家集团各自占有法治与革命的状况出现的。
宪法的生命力，其实主要在于它的司法化运作过程。只有通过具体的司法审查，通过个案推进的宪法学理总结，通过宪法概念、规则与原则的体系化展开，通过宪法实践的学理化以及宪法判例的类型化与原则化，才能使宪法理性国家的目标得以趋近。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永恒难题。原载何勤华主编：《超国家法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超国家宪法 。
以法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式，消弭君主主权意志与人民主权意志的冲突。实际上，在16世纪时期，在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建立之前，西方还并未产生一个公法概念，没有产生一个统一性的、能够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的领土权力统一化的国家主权的法概念，而只有诸如支配权、治权、裁判权这些概念。
民族承接了君主与国家、革命与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三种内在张力，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吸纳了法治—革命的内在冲突。与国际均势体系的构想不同，国际层面的正义与和平，实际难以通过各国国内的正义与和平的简单加和就得到实现。苏东剧变代表了20世纪革命范式的终结，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国家法时代的来临。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有效沟通全球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宪法性框架，这是所有国家迈向后威斯特伐利亚的超国家法律演化的必由之路。
但无论是君主、革命抑或法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与存续。宪法理性国家的出现，因此解决了君主理性国家与革命理性国家面临的基本难题，它还以立宪主义的形式，延续了严格界分法律与政治的古典政体模式。
其中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成功典型。君主理性对国家理性的占有，不再能够借助君权神授的论证得以延续。
如果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的论理技艺，也就可能获得破坏和平的抵抗权。在这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